3月13日，新华社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纲要)。纲要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在 “十四五”时期目标设置上，相较以往，规划首次未设GDP增速目标，主要目标也大幅减少，删除了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城镇棚户区住房等指标，新增了数字经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等新经济指标，千人执业医生、千人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等民生指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能源综合生产能力等国家安全类指标。

围绕上述目标，纲要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扩大内需、碳达峰、乡村振兴、都市圈与城市群、住房问题、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商签自贸区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战略规划与实施计划，21世纪经济报道择其要点12条逐条做重点解读。

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在目标设置上，纲要提出的2035年远景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也成为2035年远景目标。

解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目前，发达国家的门槛是人均收入1.8万美元，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大概是3万到4万美元，从静态来来看，15年以后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收入要翻一番，超过2万美元，这需要在15年中维持4.7%的增速。

维持4.7%的增速并不容易，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实际经济增速；第二，每年的通胀水平；第三，汇率水平的变化。

今后15年，既要考虑实际增速，也要考虑通胀和汇率的变化，其中通胀可能每年大致维持在2%左右，所以汇率水平的变化将成为关键。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从长期来看，最根本的还是全要素生产率。

他表示，所谓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三口之家收入在10万到50万元人民币的人群。目前我国这一群体的规模大约为4亿人左右。中国应争取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中等收入群体将增长到8亿—9亿人，占总人口60%以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重点要放到2.8亿进城农民工身上。

去除服务业比重、棚改、扶贫等目标

在 “十四五”时期目标设置上，规划首次未设GDP增速目标，代之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定性表述。

纲要共有22 类33个指标，值得注意的是，相较往年，纲要的主要目标大幅减少，只有20个，纲要减少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科技进步贡献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城镇棚户区住房等指标。

同时，新增了数字经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等新经济指标、千人执业医生、千人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等民生指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能源综合生产能力等国家安全类指标。

解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3月12日指出， “十四五”主要目标大幅减少，其中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科技进步贡献率两个指标存在不合理或不适应形势的问题，不应该再列；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城镇棚户区住房已经基本完成，没有必要再列。

此外，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应该列入城镇化专项规划，这个指标是需要努力才能完成的，而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不需要工作，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自然而然过程，也不必列入目标。

图源：杨伟民解读纲要PPT

创新放在首位

值得注意的是，纲要把创新放在了具体任务的第一位，并明确要求，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纲要指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量子信息、光子与微纳电子、网络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系统等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同时，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

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基础核心领域，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集中优势资源攻关新发突发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医药和医疗设备、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和基础材料、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解读：“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十四五”规划从一开始讨论时就将创新放在了首位，此后这个结构一直没有变过。这是因为，无论从发展理念看，还是从发展阶段，还是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都需要把创新放到核心地位。

他指出，一方面，创新是新时期中国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代表着中国发展的方向和世界发展的潮流；另一方面，中国正从“跟跑”的发展阶段，走向“并跑”、甚至“领跑”的阶段，这也要求从跟随走向创新引领。

更重要的是，从中国面临的问题看，无论是价值链低端锁定问题，还是产业链安全、技术安全等“卡脖子”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必须把创新放在第一位。

聚焦实体经济

纲要把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打造“制造强国”放到了更重要的地位。

在具体要求上，中国将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补齐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瓶颈短板。

立足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巩固提升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船舶等领域全产业链竞争力，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

中国将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先进电力装备、工程机械、高端数控机床、医药及医疗设备等产业创新发展。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石化、钢铁、有色、建材等原材料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扩大轻工、纺织等优质产品供给，加快化工、造纸等重点行业企业改造升级。

中国将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增强要素保障能力，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

“十四五”时期，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

解读：黄群慧指出，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疫情发生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重构，中国在很多基层关键领域还存在诸多“卡脖子”的短板。

比如，不少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原材料、关键工艺等方面存在着基础不牢的问题。这使得中国更加重视实体经济领域，尤其是制造业面临的问题。

应当看到的是，近些年来，一些地方一味强调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并视其为经济转型升级的表现，很多地区“去制造业”很明显。

黄群慧介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概在27%左右，近年来这一数字出现了快速的下滑趋势。2010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是40%，2017年降到33.9%，如今已降到30%以下。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19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4.5%，比2005年提高了14.2个百分点。而反观欧美各国，却大都在推动“再工业化”。

他指出，服务业占比上升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国服务业的效率不高，中国存在明显的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现象。效率低下的服务业占比迅速提高、效率相对高的工业占比迅速下降，必然导致整体经济增速下滑，从而出现三次产业占比上升、效率反而下降的现象。

中国应警惕服务业比例过快上升和实体经济比例过快下降，以及由此而来的结构“转型”但却未“升级”的情况。

因而，纲要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并取消了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这一目标。

扩内需成战略基点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纲要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稳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其具体措施包括：加快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发展信息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鼓励定制、体验、智能、时尚消费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推动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等消费提质扩容，扩大节假日消费，完善节假日制度，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完善市内免税店政策，规划建设一批中国特色市内免税店。采取增加居民收入与减负并举等措施，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解读：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指出，此前中国将内需视为平行的“三驾马车”之一，而“十四五”时期将内需上升为“战略基点”，这显然将内需放到了更为重要的地位，意味着内需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他指出，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这更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潜力。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更有正在不断释放潜力的体量更为庞大的下沉市场消费；中国不但有生产消费，更有正在不断释放潜力的生活消费。

应当说，中国的市场还有很大潜力没有挖掘出来。首先是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供给稀缺，比如医药、教育、养老、旅游、金融等很多行业高端供给严重不足，服务水平较差。同时，低端、无效供给挤占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其次，国内大循环还存在着一些体制机制上的堵点，比如各地对于汽车消费设置了很多限购、限行等措施，抑制了汽车消费，而这又抑制了出行、旅游、餐饮等一系列其他消费，消费是相互触发的。需要加快改革，打破这些体制性束缚。

此外，中国还需要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地区分割，降低内部流通成本。比如，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在14.6%左右，明显高于一般西方国家8%左右的水平，而全国统一大市场仍面临着一些地方的保护主义壁垒。

再次，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保体系，让民众能够消费、敢于消费。因此远景目标明确提出，要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数字经济单独成篇

规划纲要将数字经济部分单独列为一篇，并在主要目标中提出：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至10%。

纲要指出，要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聚焦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关键算法、传感器等关键领域，加快推进基础理论、基础算法、装备材料等研发突破与迭代应用。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提升通信设备、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软件等产业水平。

纲要还鼓励企业开放搜索、电商、社交等数据，发展第三方大数据服务产业。促进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解读：据工信部数据，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十三五”初的11万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8%。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指出，纲要将建设数字中国作为独立篇章，这与将创新单列篇章类似，意味着中国将把数字经济的转型升级作为未来10年关键的机会窗口，数字经济将成为整个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部件。

纲要圈定了未来数字经济重点发展的七大产业，即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预计未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云计算四大技术将对所有传统行业赋能，一系列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政策有望陆续出台。

邵宇表示，新基建大部分是数字基建，涉及5G、数据中心、基础软件等，未来相关投资会加大投入，通过PPP等方式对新型基础设施进行前瞻性布局。此外，目前国家正在制定出台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意见，研究制定网络数据处理安全规范等国家标准，推动出台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制定碳达峰行动方案

纲要提出，要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深入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低碳转型。加大甲烷、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等其他温室气体控制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锚定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解读：去年中国在第7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一个需要采取一系列强有力行动并且付出艰苦努力才能达成的目标。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近日介绍，中国将统筹谋划“十四五”目标任务，提出与新的达峰目标相衔接的、有力度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并分解到地方加以落实。生态环境部正在研究制订《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计划》，并有望推动将达峰行动有关工作纳入中央环保督察。

这也意味着，中国需要在能源消费结构上作出巨大调整。李高指出，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控制化石能源消费特别是严格控制煤炭消费，合理控制煤炭发展规模，加大散煤治理力度，采取有效措施扼制一些地方行业上马相关项目的冲动，以更大力度推动非化石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中国现有产业结构、能源消费仍以高碳为主，年碳排放超100亿吨，占全球总排量1/3，工业碳排放占比高达80%，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高达85%。而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目标期限仅为30年，远远短于欧美发达国家50-70年的时长。

今年两会期间，多份提案建议，制定“十四五”及中长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和减煤路线图，严控新建煤电装机计划项目，在“十四五”末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至20%及以上，2030年力争达到30%。

也有提案建议，“十四五”期间要完成碳达峰任务的60%，争取在2028年实现碳达峰，为碳中和打好基础。该提案建议，尽快制定电力、钢铁、水泥、有色、石化、煤化工等重点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和路线图，明确行业达峰时间和达峰排放量。“十四五”期间严控煤电、石化、钢铁、水泥等高碳项目，除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外，全面实施高碳项目产能总量控制和新建项目产能置换要求。同时，加快煤电、石化、钢铁、水泥等高碳产业的低碳转型。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65%

纲要提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健全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在城市群方面，全面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发展壮大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北部湾等城市群，培育发展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城市群。

在都市圈上，纲要提出，依托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提高1小时通勤圈协同发展水平，培育发展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

解读：刘世锦指出，从长期看，户籍制度应逐步转为人口居住地登记制度。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0%，还有大约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我国经济今后五到十年最重要的结构性潜能。

集聚效应的加强有利于提升生产率。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突出特点是人口向一线城市、几大经济圈和若干中心城市集聚，包括农村人口进城，而更多地则是由其他城市转向中心城市。因而，数万个村庄正在消失，上百个城市人口减少。

初步估算，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可以考虑推出建设都市圈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有关城市，重点是人口持续流入、发展潜能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应加快制定或修订都市圈建设规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指出，相比刚刚迈过60%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是只有44.4%，两者之间有16个百分点、2.45亿人的差距。目前中国有2.9亿农民工，2019年年底，在城市稳定居住的农民工有1.35亿。未来必须加快推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中户籍制度改革是关键。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是“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纲要要求，夯实粮食生产能力基础，保障粮、棉、油、糖、肉、奶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强化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提升，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规范耕地占补平衡。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建成10.75亿亩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

同时，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严禁随意撤并村庄搞大社区、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鼓励有条件地区编制实用性村庄规划。推动市政公用设施向郊区乡村和规模较大中心镇延伸。

纲要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政策体系，促进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完善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制度。允许农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建立土地征收公共利益认定机制，缩小土地征收范围。

此外，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对脱贫地区继续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内交易政策、调整完善跨省域交易政策。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带动低收入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值得注意的是，纲要要求，实施粮食安全战略，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提高良种自主可控能力。严守耕地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稳定并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合理布局区域性农产品应急保供基地，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

解读：“十三五”时期，中国在脱贫攻坚战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进入“十四五”时期，中国正推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衔接。

刘世锦表示，“十四五”时期的乡村振兴不是每一个农村都要振兴。近些年来，中国的城乡结构正在经历着未曾有过的历史性变迁。大量农村还在，路网、电网、自来水网等基础设施都通了，但村中只剩下了老人与留守儿童。未来很多农村可能就看不见了，也有些会变为城市。

他认为，解决农民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让绝大多数农民不再是传统的农民，未来搞农业的人只是现代产业体系中的从业者，是一种职业。乡村也不再是传统的农村，而是生产生活体系中人口密度较低的区域，是城市的延伸。

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促进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要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推动资金下乡、技术下乡、数据下乡，特别是人才下乡。

此外，未来还要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稳定并逐步减少相对贫困人口比重。立足于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创造财富能力，提升年轻一代人力资本是农村减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所在，减贫资源要更多转向教育，把农村减贫与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此外，疫情期间，部分国家限制粮食出口，这进一步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因而纲要更加强调粮食安全问题，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指标首次放到了纲要的主要目标中来。逐步推动住房租购同权

纲要重申，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职住平衡。

各地要稳定地价、房价和预期。建立住房和土地联动机制，加强房地产金融调控，发挥住房税收调节作用，支持合理自住需求，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

纲要强调，要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有效盘活存量住房资源，有力有序扩大城市租赁住房供给，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加快住房租赁法规建设，加强租赁市场监管，保障承租人和出租人合法权益。

尤其是，以人口流入多、房价高的城市为重点，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困难群体和新市民住房问题。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支持将非住宅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住房。改革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健全缴存、使用、管理和运行机制。

解读：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

未来，中国的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要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

近期长租公寓爆雷等事件凸显了大城市租赁住房面临的各项难题。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CEO姚劲波向21世纪经济报道介绍，目前全国租房人数已逾2亿，其中人口流入集中的一、二线城市租房需求尤为旺盛。建立以长租房为引领的住房租赁供给体系，有助于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但他指出，一些长租公寓运营方采取“高进低出”“长收短付”“租金贷”等高风险经营模式，资金链断裂现象时有发生，租房者被无故驱逐等情况屡见不鲜。“租购不同权”阻碍公共服务均衡化，租房者在享受公共资源特别是子女教育权利、社会福利等方面，仍与购房者存在显著差异。

为此，他建议，持续加大房源有效供给，并向新市民群体倾斜；强化治理“随意涨房租、突然被驱逐”等乱象，保护租赁双方合法权益；稳步推进“租购同权”落地。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再提高1岁。 纲要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 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完善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等政策和产假制度，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

同时，综合考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因素，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解读：中国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18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达到1.67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1.9%，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2.49亿，占总人口的17.9%，且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首次超过15岁以下人口。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20年中国劳动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66.7%，到2050年将快速下降到51.2%，而老年人数量将从2019年18.1%快速提高到34.6%，高于美、英等发达国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我国养老金制度出现收不抵支是必然趋势，预计2029年中国养老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2036年累计结余将耗尽，此后每年出现缺口。

他建议“十四五”期间制定顶层设计，从“负债型”养老金向“资产型”养老金过渡，从当前的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积累制，以资本红利递补人口红利的消失。同时，尽快引入多缴多的激励机制，并考虑扩大国资划转规模。

郑秉文表示，延迟退休主要涉及三个年龄群体，即原定退休年龄的60岁男性，55岁女干部以及50岁女工人。他强调，一定要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目前，绝大部分学术同行倾向于一年延迟三个月或四个月，这样既起到渐进的作用，又不会像一年延迟两个月、六年才能延迟一岁那样时间过长，也比较适合我国国情。

刘世锦表示，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要以更大力度把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提高划转比例，养老金支付压力较大的地区划转比例可以再高一些，并与适当延迟退休年龄、提高统筹层次等改革同步推进。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

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人口出生出现一个小高潮，但在2017年人口出生率即出现下滑，两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低于此前预期。为此，不止一位人口专家提出，高昂的养育和教育成本压力，使很多夫妻没有选择生育二胎。

“我最近几年都没有考虑过生育二胎，因为养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在怀孕和孩子出生的第一年，母亲需要承担很大的压力。”一位四岁孩子的母亲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最近为了孩子上学，他们花费了数百万元购买了一套学区房。

如何降低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具体来看，《“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等政策和产假制度，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改善优生优育全程服务，加强孕前孕产期健康服务，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改革完善人口统计和监测体系，密切监测生育形势。深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健全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

此外，在四十五章第二节“健全婴幼儿发展政策”中，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健全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早期发展的政策体系。

具体来看，要加强对家庭照护和社区服务的支持指导，增强家庭科学育儿能力。严格落实城镇小区配套园政策，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提供普惠托育服务，鼓励幼儿园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发展，提高保育保教质量和水平。

商签更多高标准自贸协定

纲要提出，中国将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稳步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积极考虑加入CPTPP，推动商签更多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

在内陆开放上，支持宁夏、贵州、江西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研究在内陆地区增设国家一类口岸。支持广西建设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高地、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的辐射中心。同时，稳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开放，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健全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

解读：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签署19个自贸协定，近年来我们推动了与智利、新加坡、新西兰、韩国、瑞士等经济体的升级版谈判或第二阶段谈判，未来还将推动更多自贸区的升级。中国将积极探索既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又符合自身改革发展需要的自贸规则，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对外开放。

此前的自贸区更多侧重于贸易与投资等传统领域，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提高零关税比例，放宽服贸和投资市场准入，同时也将纳入更多跨境电商、环保、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新议题。

未来中国将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推动与海合会、以色列、挪威等自贸谈判进程，积极考虑加入CPTPP。此外，非洲正在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国可以考虑与非盟商签自贸区。在中欧投资协定达成的基础上，中国推动与欧盟商签自贸区的条件也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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